导语

　　中国城市4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成果正在经受不断发生的各种灾难和突发事件的检验;表面的光鲜亮丽正在被灾难和突发事件所嘲弄。事实上，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都与城市的发展理念、营建模式、运行和治理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因此，笔者选了这么一个标题，借助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的平台，和同行们讨论三个问题：居住用地开发与高层住宅、“大城市病”与城市治理、公共开敞空间的使用与管理。这些都是笔者近年来思考、关注的规划问题，对当下的疫情防控并没有直接帮助，但对城市长期安全、健康发展一定是有益的。

　　作者 | 李晓江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专家

　　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1 居住用地开发与高层住宅

　　多年前，笔者曾经向香港规划署时任署长伍谢淑莹女士请教：为什么每次流行病疫情爆发，香港的传播都特别猛烈，死亡率也比较高?伍谢署长表示赞同我的判断，并给予了她的解释：首先是香港的人口密度问题，居住和工作场所的开发强度太高、人的交集强度太高，人与人之间难以保持适当的距离，致使细菌、病毒在密集的人群中快速、广泛传播;第二是医疗制度与理念问题，但作为在任官员，她不好公开评价。因此我们在此也不做讨论。

　　笔者要和同行们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居住用地开发强度和高层住宅。

　　在城市土地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形成了集合式住宅模式。经过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建立，城市住宅走向了高层高密度的供给模式。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尚能把居住用地容积率控在2.5以下，大多省会及以上城市近年来的开发强度都达到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以上。近年来广东省三旧改造中，一些旧村更新容积率高达10.0。20层以上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成为中国城市、甚至县城的基本居住形态。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提一个观点：高层住宅是中国社会未来最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可能是无解的负担!高层住宅建造过程中耗材、耗能、造价高，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大，设计使用年限到期后拆除难度高。三个环节的费用成本比多层高出50%～100%。从实际使用中来看，高层住宅的消防、应急、公共卫生、邻里交往、居住心理压力等等都带来很多难题和风险。笔者无法想象未来大量高层住宅的维护、更新和改造的情形。

　　悲哀的是，政府官员把高楼林立视为城市现代化现象;商界和经济界认为是高效率的资源利用方式;一些业界同行也认为是土地政策和资源短缺使然。但笔者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在土地财政路径下，城市政府从追求土地收入总量最大化转向每块出让用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住宅用地又是面广量大的市场需求，由此导致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不断提高。

　　第二，政府为了获取更高的极差土地收益，倾向于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为了取得财务平衡，又不断提高容积率。而房地产商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会不断要求调改既有规划提高容积率。

　　第三，在GDP导向、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和政府对工业企业税收预期下，大量建设用地用于工业或产业园区发展。除了北京等个别城市以外，特大、超大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都在20%～35%之间，而工业用地低效利用和闲置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导致了居住用地的相应短缺。

　　在目前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普遍达到或超过100㎡/人的情况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和规划指标、建筑设计优化、适当提高住宅用地建筑密度，完全可以把住宅用地容积率控制在1.8～2.2，实现以多层和小高层为主的建筑模式，避免高层、超高层住宅的大规模建设。

　　因此，高层、超高层住宅形态是制度设计和错误观念的结果，而不是资源或效率问题，更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标志。发达国家只有在北美极少城市的中心区有高层、超高层住宅，且多为真正的豪宅。在欧洲人口密度较高的发达地区近几十年几乎没有新建的高层住宅，只有大量的拆除、部分改造“二战”前后兴建的高层住宅。日本的土地资源约束远高于中国，据卫星影像解读，东京大都市区(约4500km2)与上海城区(3200km2)的人口密度相仿，但两个城市的居住形态和住宅景观完全不同。

　　2003年3月底，“非典”在香港陶大花园的爆发就与高层住宅造成的建筑内外空气流动状况有关。为了达到极高容积率，高层住宅的建筑布置和平面、竖向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空气流动效应，导致病毒的传播;同时，特殊的建设形态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又缺乏有效的评估，更谈不上预控措施的设置。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笔者也观察到住宅楼宇的跨层传播现象。从武汉的数据来看，“新冠”传染的70%～80%发生在家庭内部。在过于密集的高层住宅中，这么高的家庭传播比例在同一楼宇中造成家庭间传播的情况尚不得而知，但造成住户间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是可以想象的。从接触强度来看，过多的公共空间和共用设施，过多的人群使用同一空间和设施，会大大增加传播的机会和担心感染的心理压力。

　　如今，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别提出了45米、36米的建筑控高。建设部新版的“居住区规范”规定住宅建筑控高为80米，但实施难度很大。在京津冀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笔者听徐匡迪主席讲了建议雄安新区实行45米建筑控高的根据：国家消防部门的领导告诉他，大城市高层建筑消防灭火时，装备有条件、扑救有把握的高度是45米，也就是15层住宅楼的高度!2010年上海一幢28层住宅火灾造成58人遇难;2017年伦敦24层公寓火灾造成79人遇难。可见，在中国和世界的顶级城市，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

　　此外，笔者也经常听到地方官员说现在的居民喜欢高层住宅，但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仍然有待考证。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规院和山东援建、绵阳北川重建前指共同建成了“窄路、密网、开放街区、没有高层建筑”的北川新县城。数年后，为了增加土地出让收入，县里批了个一幢16层两幢14层的商住楼盘，县城居民通过多个途径向政府、中规院和省建设厅反映、投诉说：我们当年说好了要建设一个没有高层的城市，为什么会冒出这些高层?显然，居民并不喜欢高楼林立，高层住宅是居民没有选择的选择。后来，北川县坚持把住宅高度控制在11～12层，容积率控制在2.0左右。2013年笔者在山东、安徽、河南参加县(市)域城镇化调研时曾经多次询问当地居民，是否喜欢、接受高层住宅。三省多个县(市)居民的回答高度一致，“不方便，生活成本高”，“交不起物业费、电梯费”。事实上许多安置型高层住宅小区的物业费、电梯费长期难以征收，需要依靠政府与街道补贴。

　　国家领导人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出了“不要高楼林立，不要水泥森林”的要求，雄安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对此做出了改变的努力。目前，解决这个问题面对最大的难题在于中国城市的GDP导向、土地财政依赖、企业税收依赖的经济、财政、税收制度尚未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建筑形态科学管控方面的有效制度尚未建立。中国城市何时能放弃土地财政依赖还是一个问题，摒弃高层、超高层住宅的居住形态，要走的路还很远。大量的居民还会继续承受高层住宅造成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我们只能期待中国城市发展中影响政府行为模式的一些基本制度能尽快尽早改革，让市民在付出一生积蓄，以房奴的代价改善住房的同时也能真正改善居住环境、真正享受高品质生活，让城市的住区和住房更加安全健康，也更加绿色低碳。

　　2 “大城市病”与城市治理

　　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特大、超大城市。城市规模成了现代化的标志和地方政府刻意追求的目标。经济学家们不断地批评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规划师编制城市规划时最大的压力是拼凑城市人口规模。一方面，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确实起到了经济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却无奈地看到各种灾害与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特别是在中国特大、超大城市正在不断遭遇疫病攻击和人群集聚导致的突发公共安全，以及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事故的袭击，此外还不断发生建设工程导致的恶性事故和城市供应安全事故。大城市在灾害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与其外在的表象大相径庭。灾难和事故似乎成了大城市生活的常态，只是不知道下一个轮到哪个城市。

　　实际上，除了房价高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面对灾难的脆弱性和公共安全事故频发，正是中国当前“大城市病”的症状之一。

　　“大城市病”似乎是所有大城市成长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宿命。纵观世界大城市，都曾经有过不同或相似的病症，经历过城市发展的黑暗时刻。一些城市脱颖出来，成了良性、健康发展的优秀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等;一些城市继续无序扩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进一步退两步的窘境，如墨西哥城、里约、雅加达等等。2014年，中国新一代领导提出了第一个区域性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其首要的目标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治理首都“大城市病”。

　　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笔者的报告分析了中国“大城市病”的成因：“两个过度集聚和两个不适应”。资本的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是大城市的天然优势，由于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资本可以在大城市获得更高更快的回报，个人和企业活力的机会更多;由于大城市人口众多，社群多元化，城市更加开放包容，社会流动性高。但是，两个流动性过度集聚于、甚至只存在于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差距过大，就是国家的发展公平性和治理体系出了问题。笔者曾经戏言：当下国人要想让自己的钱保值增值，只有到一线城市去买房，因为只有一线城市的房价能追过M2(广义货币)的膨胀速度;要想不“拼爹”，就到一线城市去，因为一线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少受到排斥和歧视。“两个过度集聚”导致资本和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城市规模急速扩大。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都出现过每年人口增长80万～100万的阶段。

　　但是，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城市的社会文明程度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以适应人口的急剧膨胀。在政府方面，存在发展理念相对落后，对民生需求不够重视;财政能力和建设周期限制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治理体制与制度尚未完善，管理方法有待细化。在社会方面，成熟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仍然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有待加强;新兴中产阶层脆弱、焦虑而失范，新移民尚未适应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居民的社群意识、共同家园意识和基层自治意识缺失。“两个不适应”又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短板和供需矛盾，严重制约了城市规模扩大，导致“大城市病”加剧。

　　在“两个过度集聚和两个不适应”难以短期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治理“大城市病”?

　　首先，应该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适度控制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和规模。经济规律不能替代城市规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唯效率和增长是问，往往忽略社会、环境、文化的发展代价，认为城市规模越大越好。笔者和中规院团队对大国首都、世界城市的研究发现，所有成功的大城市在特定阶段都曾经采取过相当严厉的行政、财政、税收或规划手段进行干预和管控，通过严管控最终实现高成本的市场化平衡。没有一个成功的大城市是完全由市场支配而“随随便便成功”的。管控的直接对象不能是人口，更不能是所谓“低端人口”，而是产业与功能。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层级化、竞争型的城市体制而言，大城市的产业功能发展不只是市场的力量。城市政府为了GDP和税收增长，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什么都要，大城市常常与中小城市“抢饭碗”。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对大城市、中心城市的管控，限制和疏解非核心功能来控制人口和就业盲目增长，把城市的部分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使城市的能量外溢，带动区域发展。目前北京就是采取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措施，起到了调节人口的作用。

　　第二，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补齐短板，提高城市安全运行能力，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经过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持续的建筑抗震加固至今仍在进行;经历了华东洪水和长江、松花江洪水灾害，大城市的防洪标准提高，工程全面实施;经历多年的“看海”，城市的排水防涝能力得到了提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我国的医疗和教育投入长期不足，与相似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较也偏低。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高中学位与就学年龄人口比不到50%;优质学校大班额，优质医院长年人满为患的现象处处可见。武汉在疫情中设立方舱医院是非常有效的举措，这也还得益于因举办世界军人运动会而建设、改造的一批体育场馆。

　　虽然不可能也没必要都按照高标准灾害、疫情应急来配置城市常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随着人口和需求持续增长，按比例扩大供给是必须的。这次疫情期间，重庆市老市长黄奇帆提出增加3000亿元财政投入，提高城市医疗设施水平，还计算了这个投入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效益。但我相信，在任的市长们可能更倾向于把财政投入用于更直接创造GDP或税收的领域。补短板、还欠账，需要改革过于偏重经济增长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地方政府转变思想，真真切切关注民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三，提升治理手段，完善治理体系，实现适应发展需要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手段和体系现代化是中国政府时隔40年后提出的第五个，也是唯一非物质性的现代化目标。治理现代化对于正在逐渐富起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而言，是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极其重要的保障。从管理走向治理，需要法治与民主，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需要尊重科学，倾听多方的不同声音……

　　提升治理手段，需要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动员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在这次防疫过程中，从北京接连发生的几个特殊案例中发现，医院、机关、公安检查、疾控、街道(社区)竟然在极为刚性的管理要求下，都出现了管理失职失误的问题，暴露出城市行政管理的粗糙。另一方面，北京把防疫中的社区封闭、快递投送等群众高度关切的问题放在北京卫视“向前一步”栏目中进行公开讨论，让不同观点充分表达，很好地起到了动员公众参与的作用，是当下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建议大家闲暇时关注一下。

　　完善治理体系，需要给予社会更多的包容和弹性。“非典”期间，广州和北京同为疫区，也是相互旅行最无障碍的城市，笔者多次出差广州，发现两个城市的防疫氛围完全不同。北京提倡戴口罩(不是强制)，广州大街上几乎看不到戴口罩的人。笔者的一位同事出差时戴着口罩，引得广州同行诧异的悄悄向我打听：怎么了?“非典”期间，北京的中小学停课约2个月，但广州的中小学没有停课，只是暂停了考试和课外辅导。笔者常说，广州的不停课不只是政府的理性和冷静，更是学生家长的理性和从容。两种防疫模式，但效果是相同的。既使在特殊时期，保持一点地方的选择性也许是必要的。社会的多样性和弹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

　　在社会需要应对的各种灾难和事故中，防疫决策和实施可能是难度最大的。细菌、病毒来来无踪去无影，充满了不可知、不确定。笔者常用老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与高尔基争论革命暴力时说的话来解释救灾应急中经常出现的“用力过猛”：“当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你怎么能判断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经历了“非典”、“新冠”，参与了汶川、玉树、芦山救灾应急和灾后重建，笔者的深切体会是，在应对灾害和疫情的社会治理中，要尽量多一点专业团队和公众参与，多一点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用科学的光芒和人性的温暖照亮生命。

　　3 公共开敞空间、中产生活方式与现代性

　　中心地区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产品

　　2018年，崔恺院士在上海中心考察时俯瞰了上海中心区的城市面貌。事后他对我说，怎么可以把一个城市建得看不到一片绿色?太恐怖了!2017年在深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ohn D. Landis教授跟我说，他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深圳，因为这个城市拥有很多市民可以自由进入的绿地。其实，上海也有世纪公园、滨江绿地，但从市中心高处眺望，确实满眼是冰冷的水泥森林、玻璃盒子，看不到绿色生命的色彩。每到节日、周末，城市公园里的人流密度甚至比一些商业街还要高。我还清楚地记得，1984年黄海地震，上海虽然没有楼宇倒塌，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和伤亡。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正在读研究生的笔者和吴志强、唐子来同学骑车去市区观察城市避灾情况，从同济到虹口、黄浦、静安，看到市民只能站在马路中间、交叉口中央避震。我们很难想象，这样高密度和开敞空间严重缺乏的大城市中心地区如何应对更大的地震或其他灾难?更可怕的问题是，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特大、超大城市相当普遍，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类似情况仍少有改善。

　　当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灾难和疫病的需求。城市规划通过建设安排、建筑管控和设施发展来改善公共卫生，改善建筑空间、道路空间，增加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保持城市安全与居民健康。现代城市相较于封建时代城市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并以此取代了宫殿、园囿和私家花园。特大、超大城市大多脱胎于封建城市、殖民城市，缺乏公共开敞空间是共同的短板。40年发展中，中心地区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产品。

　　公共开敞空间是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的“标配”

　　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说明户外的休闲、运动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44年后的纲领性文件《马丘比丘宪章》进一步提出“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空间的连续性”，关切城市发展与资源利用、自然环境相适应，环境污染与人类卫生、福利等问题。公共开敞空间是居民的游憩、交往、避灾减灾、亲近自然、改善环境质量和热岛效应的空间。

　　今天，又一个44年之后，当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转向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绿色发展的时候，公共开敞空间又有了新的定义，它是为城市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碳汇生产空间，应对极端天气的安全缓冲空间，气候适应型(climate adaptation)发展的重要元素。笔者正在主持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绿色技术专项政策研究中，中外专家一致同意把城市食物生产纳入研究，公共开敞空间和建筑应该成为城市食物生产的空间。逐渐提高城市食物自给率已经成为先进发达城市越来越关切的问题。城市国家新加坡提出了“30·30愿景”，就是说2030年新加坡要达到30%的农产品自给率。

　　上海世纪公园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等等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旧城区的小型“邮票”公园，深圳湾公园，上海滨江绿地、延安绿地等都是以很高昂的代价建成的城市中心区或者人口密集地区、高地价地区的公共开敞空间。上海延安绿地投资23亿，建成了24公顷的公共开敞空间/绿地，其中90%的费用用于征地拆迁。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区外围片区的公共开敞空间无一例外成为城市重要的休闲、运动、交往空间，甚至成为时尚标志、网红打卡地。公共开敞空间吸引的人流越来越多、利用率越来越高，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代表文明程度的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的“标配”。

　　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

　　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从人均GDP 200美元到1万美元，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占人口比例已达到30%～40%，社会价值观和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着剧烈变化。从消费观察，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追求质量、品牌，再到奢侈品的产品消费过程;又从产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从生活方式观察，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家庭团聚、社群交往、文化体验、亲近自然、安全保障等等“美好生活的需要”。笔者以为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的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因此，作为美好生活、高品质生活直接载体的城市公共开敞空间，文化、娱乐、交往、运动场所，以及独处静思的户外私密场所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多。

　　然而，这个中产阶层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因此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热爱生活，关注健康，珍惜财产和生命，关心社会事务。近年来，深圳的快速成长涌现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中产阶层群体，也出现了中国大城市最显著公共生活改良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更加稳妥的行为模式。与先进发达国家更加成熟的中产阶层相比，对切身利益以外的关切更少，例如气候变化、低碳绿色、社会公平正义、践行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性价比如果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成功。城市各类空间的价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换，工业用地大量“晒太阳”，公共开敞空间广受追捧的现象应该让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扩大公共开敞空间供给，大量建设满足各类人群、各种户外活动需要的公共空间和园林绿地，可以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吸引力;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拿出昂贵的土地资源建设公共开敞空间可以提高地区环境品质、周边地产的价值和中心地区的整体经济收益。应对中产社会的复杂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也是先进、成功城市共同的经验。不幸的是，许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发展理念和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场”，继续把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路、宽马路当作现代化的标志。笔者常说这些审美和价值观是中国贫困时代的遗产!国家领导人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少一些武汉式的悲剧，多一些居民的福祉，也让城市经济更加繁荣。

　　宽容和谅解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也是城市现代性的表现

　　春节的20天笔者人在上海，想去公园里散散步，不想偌大的世纪公园因防疫而关闭，因此只能去世纪广场。幸好上海有无法关闭的滨江绿地。笔者利用晴天把杨浦、徐汇、浦东、滨江用脚丈量了一遍，再去人民广场，只见“戒备森严”，无处停车，不得其门而入。在这些开放的公共开敞空间，虽然气氛有点儿诡异，但是仍有一些孩子在玩耍，青少年在玩滑板、无人机，中年人在玩乐器，也有人戴着口罩跑步健身。开放的户外空间，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即使不能沉醉，也是人们暂避压抑氛围的最好环境、抚慰心灵的最佳场所。笔者很不理解，既然医学上并没有确认气溶胶传播和空气传播，也没有听说在非人流密集的开放空间发生传染病例，为什么要关闭大城市本来就十分缺乏的公园、景区和主题公园?防疫期间，北京没有关闭公园，只是限制了流量，并未发生任何传染迹象。实际上，更加万全的做法可以在控制人流，关闭一些可能导致人流集聚的装置、场地的同时保持这些公园的开放。这些公共开放空间是疫病期间城市唯一的“净土”，无差别地一概关闭实在是“用力过猛”、缺少人性关怀之举。笔者观察到，防疫中的上海滨江人流比想象中的少。社会治理的原则是服务多数、保护少数，既使为少数人而保持开敞空间的开放也是善莫大焉。

　　笔者注意到，与SARS相比，这次“新冠”之下大城市居民防范意识和社会恐惧心态大大加剧了。这和国家的应对举措有关，也和成长中的中产阶层的脆弱、敏感的生活态度有关。笔者也注意到，网络上关于防疫的种种讨论，诸如新加坡“佛系防控”、意大利抗议“封城”、美国“大流感化”、日韩防控是非、乃至“抄中国作业”等等，言论多样、态度迥异，这其中充满了非常时期的不同选择和不同的价值观交错。当下国人更珍惜生命和健康，这是社会的进步;另一些国家可能更恐惧失去自由;生命无价，自由也不可标价，但两者可以选择，更应该兼顾。不同的选择本身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只是取决于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国情。这也正是世界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精彩。笔者向坚守在家中的居民致敬，也会欣赏另一些居民的淡定、从容。

　　大学一年级笔者读到《马丘比丘宪章》，打动笔者并影响笔者职业生涯的是：“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应该是规划师的核心价值，也是城市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社会走向富裕，走向中产化的进程不可逆，这也意味着贫困时代“一个政策让所有人获益”，“一个药方治百病”的奇迹不可能再现。规划师必须充分理解社会人群分化、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全新问题，认真面对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的冲突，善于兼顾、协调，让规划职业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冠”疫情终将过去，疫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年国家领导人就是在广东考察SARS疫情时提出了新的发展观，没有SARS就没有科学发展观。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新冠”的经历至少应该让地方政府不敢再掉以轻心，让防疫的手段更加科学完善，让城市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和空间，让居民的应对更加从容、淡定。规划师更应坚守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尊重科学的态度，为更加美好、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绿色开敞的城市作出贡献。